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很大争议，尤其是在蚂蚁集团上市前夕，很多人认为蚂蚁集团的成功与其监管力度不够有关。但如果把视角从蚂蚁集团等有争议的话题上移开，马云在演讲中多次提到的责任、责任、思路，确实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一，发展的重要性。马云在演讲一开始就指出“现在的趋势越来越像是整个世界都转向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很少考虑年轻人的机会和发展中国家的机会，这其实是当今世界很多问题的根源”。这个论点其实很深刻。为什么美国在2016年选举出“非主流总统”特朗普，为什么很多国家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发展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低，人民对政府不满。
2017年，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从近几年的经济形势判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足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舆论的角度来看，解决“失衡不足”的问题固然重要，但解决“发展”的问题也同样重要：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下滑，舆论中的不满、焦虑和窒息也很重要。关于这一点，曾经因为“996财富报”言论引起舆论一波批评的马云，一定有亲身经历。
二是如何促进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发展应该主要依靠社会、创新、年轻人和市场来配置资源。但在实践中，按照马云的说法，政府文件越来越多，创新发展空间可能越来越小。事实上，政府文件已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都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但在中国这个有着大政府传统的国家，要区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并不容易。
第三，政府的作用。政府可以缺席发展吗？显然，政府应该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的贫富差距。根据2020年胡润富豪榜，马云和他的家人以4000亿元的身价第四次成为中国首富。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月平均收入1000元左右”。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市场不能解决贫富差距，但政府可以通过遗产税和累进税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普遍开征遗产税，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使得我国的税制更加累退，加剧了贫富差距。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很多政府官员分析了创新和监管，但很少有官员谈到贫富差距或如何解决。
第四，金融风险问题。马云的演讲很大一部分是关于金融体系和金融风险的，演讲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部分内容。但相比以上三个问题，金融风险可能是马云演讲中“最不重要”的问题。马云说“巴塞尔协议就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中国金融基本无风险”自然有失偏颇，但金融监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确实需要慎重考虑。
论金融监管成本。为什么需要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会溢出、扩散、放大，进而带来负外部性。那么，以巴塞尔协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是否存在成本？显然，金融监管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能力和流动性水平下降，进而推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研究表明，巴塞尔协议三可能会将各国的经济信贷成本推高约60至80个基点。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需要权衡，监管收益和监管成本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权衡。
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从历史上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变是动态的，并因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构而变化。相比之下，金融监管和监管指标是静态的、滞后的。静态监管指标能在多大程度上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重点在于当时的金融监管机构并没有意识到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影子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引发了影子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危机。
总的来说，马云的讲话是有争议的，但也提出了许多值得社会和政府深思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在短期内得不到回答，但从长远来看，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经济和社会更健康地发展。
